从上海的一枚大学老师到伦敦“有建设性的闲荡”
Constructive Loafing: A Shanghai Academic's First Year in London
In brief
Dr Xiaoyun Peng's London notebook records a professional life rebuilt around the school run. She goes to bed at eight and rises at half past four, works until the tightening in her chest at quarter past two, then walks to collect her daughter. She takes the phrase constructive loafing from Julian Barnes's Metroland and finds it describes exactly what she cannot quite permit herself: the wandering attention through which, Barnes suggests, a city yields its meaning. She observes British mothers who vanish between half past eight and half past three, notes that Chinese accompanying mothers say plainly that they do not work while she insists that she does, and explains the family's decision to invest in her husband's retraining rather than her own — an argument about which credential transfers across borders, not about gender.
- The six hours between drop-off and pick-up are the real constraint on an accompanying parent's professional life.
- The choice to retrain the primary teacher rather than the university lecturer was about which qualification transfers across borders.
- AI has made competent prose cheap; what a writer now has to supply is visible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a distinct judgement.
从上海的一枚大学老师到伦敦“有建设性的闲荡”
在伦敦的日常生活中，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空档，成为了每个家长必须面对的时间管理挑战。是抓紧时间完成工作，还是投入到家务中，抑或是享受一段“有建设性的闲荡”？从上海的职业身份转换到如今初入伦敦的新移民，我经历了生活节奏和观念的调适。
01 八点多睡觉，四点半起床，居然是最好的节奏？
时间指向十四点十五分，呼吸略微急促。
每到这个时刻，一种微妙的焦灼就开始翻滚：如果没能在三点之前完成工作，那今天也许就只能这样了。
因为三点一过，便得收拾东西出门去接孩子放学。
女儿回家后，我需要避免在她面前对着电脑屏幕——毕竟，她已经是个能够熟练操作电脑、破解开机密码的英国一年级学生了。直到她八点多入睡。
如果那时我和先生都还能保持清醒，会聊上几句，但大多时候，总有一个人先倒头大睡。这个人一般是他，而我总是那个脑袋清醒亢奋到后半夜的人。
最近我也“沦陷”了。陪着女儿睡觉，我也睡着了——一般情况下，我是假寐，在她睡着后快速逃离，最近，我的假寐变成真睡，回到自己床上还能接着睡，这也是很大的进步。
这段时间，我先是晚上八点多睡，夜里两点半醒来，后来八点多睡觉，四点半起床。我们相视而笑，好像偷得了一段没有孩子入侵的时光，发现新大陆：不如以后就这节奏吧，早晨还能先工作几个小时。
英国的生活确实格外适合早睡早起。除非你专门去找，一般的居民区，是不会有什么夜生活的。天稍微暗下来，周围就开始寂静，连一点家庭看电视喧闹的声响都没有。噪音控制和隐私保护，英国人是一流的。
有时候，我又“早”得有些过了头，八点过就已经昏昏沉沉，结果凌晨两点半清醒，再难入眠，于是翻看起小说。这些天注意到的是英国作家。
英国作家是独特的存在，他们似乎特别的健全，不拧巴，也由于过于健康而容易被忽略，被低估。在上海，我搬家了七八次，也没有真正走近上海作家。本科论文写过王安忆，真到了上海，也没有时间对她笔下的上海再度感兴趣起来。
而伦敦，这一场跨国流动，重新勾起了我的文学阅读兴致，也许是伦敦足够疏离与安静。
朱利安·巴恩斯的《伦敦郊区》很是应景。他的一段关于闲荡的描述，深得我心：
而托尼和我沉溺于“有建设性的闲荡”。忘了在哪儿看到过这种说法：伦敦会把你需要的一切都联系到一起。当然旅行也包括在内。我们准备去什么地方转转，因为大人物们都说，这么做有益于锻炼大脑（虽然我们俩其实以前都去过乡下，发现那里只有令人失望的空旷）。但伦敦是一切开始的地方，也是你吸取智慧后，满载而归的终点。而破解伦敦奥秘的关键就在于“闲荡”。即使挥霍青春，也比什么都不做强。
是托尼首先提出了“有建设性的闲荡”这个概念。他曾经说，我们要么总被填鸭式地灌输着知识，要么总被其他什么事强制转移注意力。他的理论是，只有当我们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冷漠，漫不经心地闲荡，但又随时敏锐地留心着一切时，才能真正捕捉到生命的真谛，才能拥有一个漫游者的洞察力。我们喜欢到处闲荡，喜欢观察其他人做事，看他们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
记得刚到上海时，我也喜欢闲荡。
梧桐区的弄堂是最好的探索。后来由于疫情，闲荡停滞了。疫情过后，似乎又被生活的琐事填满了，闲荡的兴致戛然而止。不过，我们发明了“哲学行走”，带着孩子们开拓了户外的哲学课堂。
来过伦敦几次之后，我便起意，要搬来居住。很大的诱惑在于，行走的空间变大了。在上海，为了每周的行走，我们需要很“蓄意”地踩点，选址，不然就不适合行走。但在伦敦，行走是随时随地发生的。这可能跟城市规划有关，伦敦面积其实很小，但很好地保留了公共绿地。
不需要刻意寻找公园，你也会被公园遇见。
周末，我们常约上三五小伙伴，一起亲子徒步。
02 送完孩子回到家，面对的是一片狼籍的“战场”
现在，仅仅依赖周末与家人的徒步，于我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以支撑我一周的良好睡眠。所以，我迫切地需要每天的行走。接送女儿上学、放学，保障了合计80分钟的步行时间——女儿开始骑车上学，我变成了小跑，效果似乎比缓慢步行好一些。
最纠结的，是孩子上学后的那段空档：工作？干家务？还是去闲荡呢？
送完孩子回到家，我时常面对的，是一片狼藉的战场：到底要不要先收拾屋子？一旦动手，常常一发不可收拾，等回过神来，已挨近下午；可若就这么搁置，又容易生出愧疚来——你是唯一一个有长时段在家的人，你不收拾谁收拾？
这大概是和上海生活唯一的重大区别了。
在上海，我们还是会依靠钟点阿姨，减轻一部分家务。但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分工，包括孩子干家务的习惯的培养。哥哥已经非常好，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妈妈和妹妹全然靠他喂饱。妹妹的家务习惯，还在养成中。
全家，我大概是最懒的一个。也是试图建立秩序和规则以便让自己脱身的那一个。我最怕收拾到处扔的衣服，规定了进门换衣服的流程，但常常失败。
我开始着力研究英国人的家居生活，他们为什么能把家里布置得那么温馨、有格调，而且长期保持整洁？部分答案是，冬季漫长的黑夜让他们养成了窝家里的生活习惯，于是，布置家居是生活很重要的环节。
在家时间长，不把家里弄好看，怎么呆得住呢？
不把家里收拾好，连屋外的风景也没有了欣赏的底气。所谓“有建设性的闲逛”，在心里盘旋得久了，也就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
有时会留意路上那些英国妈妈：上午八点半送完孩子，下午三点半再接，期间谁也不知道她们在做什么。
能在上午八点半将孩子送达学校，下午三点半准时接到孩子，这时间，如果按照中国的职场，不太像是上班人。所以中国接送的场面，几乎全是爷爷奶奶，在中国，我们这样夫妻俩接送孩子的，是少数派。而在这里，全是年轻的父母或保姆。爷爷奶奶，可能全校偶尔也就见到一个。
英国的妈妈们究竟有没有工作，谁知道呢？很多班只要上两三天，还有一些班是灵活时间，居家办公。更甚者，据说有孩子的职工，大可在放学时间拍拍屁股走人，即便会议进行中，一句“我去接孩子了”即可。
具体如何，我没有求证过。我没跟英国妈妈们深入聊过，大家路上碰见，就是一个招呼，不会聊各自的生活，我谨遵来之前的“文化准备”，保持英式社交的边界感。有意思的是，往往有几个妈妈特别热情，再一聊，往往是美国、西班牙、意大利人……刚刚迁居伦敦或搬到伦敦有几年了。
大人也挺能玩的，公园里时常看到年轻人在玩各种游戏，他们看起来并不沉迷于手机。
03 女性喜欢时间自由的工作，育儿驱动还是个性使然？
相比之下，中国妈妈们彼此分享几乎没有什么边界，是有点中国人抱团的意味。
我并不觉得“抱团”“自己人”这些观念有何不可。实际上老外也抱团呀，来自一个国家的人，天然更热络，交流成本更低，这对落地安顿的生活，是极大的便利。
来自中国的陪读妈妈们往往坦承自己不工作，我则生怕被定性为陪读妈妈，一个劲地表示我有工作，远程，在线。我挺欣赏她们的坦然，就是老公赚钱，妻子负责花钱。
来伦敦时，听说我家大黑老师去读PGCE硕士课程，上海的朋友颇有点为我打抱不平，你怎么不去读个英国学位？意思是这是正事，大事，延续大学职业的必须之路。
朋友还给我列举了谁谁去美国读硕士，此前也是媒体人。我只好回应，大教授，不是每个妻子都可以去念书，不是每个妈妈都能不工作啊！
我知道他说的那位共同朋友，丈夫是高收入的金融业人士。我家是两个穷教书的，一个大学，一个小学，没有哪个富到足以让另一个不工作。
来英国，小学老师的那个更有可能平移，所以我们最终决策，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高的机率上，优先咱家的小学老师深造就业——无关性别，就是机会成本，小学老师更容易平移。大学老师的我就只能留守在家当“zuo家”和“创业”了。
不过在国内我也没坐过班，也是弹性工作时间。做媒体是24小时思考，肉身到岗也就两个下午；大学也是，24小时不能停下思考，但人到学校上课也就一天半。
女性从事时间自由的工作，究竟是育儿需要的驱动，还是个性使然？其实是个说不清的议题。
当然，有些人是明确的，感受到了被剥夺，比如她们说自己的性格就爱打拼，喜欢出去闯荡，为了孩子，不得不收缩到家庭。还有一些女性，会表示自己喜欢自由，受不了职场朝九晚五的节奏，这时，有一个声音说，这样的偏好，也是被塑造的，被性别角色养成的。
即便在英国，接送孩子的，也是妈妈多于爸爸。可以想象，要么是妈妈不用工作，要么是妈妈的工作是时间自由的。自由总是有代价的，比如更低薪，更少的晋升空间。
我大概属于“既要又要”贪得无厌的人。希望人类能找到一些工作方式，既能实现经济自由，又能时间自由。这不正是AI时代最大的愿景吗，让人工智能把人类不爱干的活都干了，这样人类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创造性的工作了。
AI让码字的工作再度变得廉价。过去，能写得文通字顺，便算是一项技能了，今天，AI起码是个不错的校对，甚至还能帮你润色，因此，看到一篇四平八稳，没有错别字、没有语法错误的文章，已经毫不稀奇了。
现在，我们得听见写作者的心跳、呼吸，看见写作者鲜活的个体经验，或者，独一无二的洞见。
一切都变得更难了。对职业写作者的要求变高了，而非以文字为志业的，以流量为谋生技术的人，则是他们千载难逢的机会，再也没有门槛了。很多公号抄来抄去，起个耸人听闻、不要脸的标题，流量比原创者还大。
下午，时常看到英国人在路边的酒吧闲适地享受啤酒。他们喜欢到户外，一杯啤酒，聊一个下午的天。
04 英国人对跑步的狂热，为下午啤酒时光准备的吧！
电脑还没捂热，眼看时针已经逼近三点。我合上电脑，时常生出一些念头：早知如此，不如去闲荡。
接送孩子的间隙，总共有六个小时，听着似乎不算短，却常常被各种琐事分割得支离破碎。这段时间，伦敦的阳光很好，已经持续多日晴天了。我坐在窗前，看着光线在桌面上慢慢移动：“破解伦敦奥秘的关键就在于‘闲荡’。即使挥霍青春，也比什么都不做强”。
朱利安·巴恩斯的这句话再度飘荡到我眼前。你想破解伦敦的奥秘吗，去闲荡吧！心里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响。不过，你是一名中年女性，好像也没什么青春可挥霍的了。
到了第二天，同样的十四点十五分，呼吸也会不自觉地紧一下。我倒是开始习惯了这种规律，这也许正是某种微妙的日常：在有限的时间里，忙碌又心存顾虑，偶尔走出门透口气，或在书页之间看见另一个世界。
伦敦的清晨总是冷冽而安静，到了傍晚，天色又沉得很快。这样的节奏里，夜猫子的我居然开始早睡了，这有点不可思议，似乎也是中年人的自保。
毕竟，对于明天那条重复的接送之路，还需要留足一点体力。如果熬夜了，早晨我会耍赖，想让她爸爸送，可是这会导致他上学上课迟到。我只能撑着惺忪睡眼，勉强起床。
作为一家之主的女主人，最近居然早睡早起了，这是全家的喜讯。爸爸也如释重负，他使了很大力气，敦促我保持运动量。哪天户外跑动不足，他就要担心我的睡眠节奏一夜回到解放前。我很羡慕他，他便是那种，即便全天不动，也能快速酣睡的人。
而我，这些年在思考写作与睡眠质量之间摇摆。要保持旺盛的思考，夜晚就睡不好，停下思考，下午到晚上啥事不干，则把任务全然堆积在上午。这样，上午的工作效率就非常重要了——我开始有点理解，英国人对跑步的狂热，也许就是为下午的啤酒时光准备的吧！
这可能是“英式生活”的一种形态：不紧不慢地度过一天，似乎随时都能停下来去做点别的。至于成效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也许在这时针跳动的间隙里，能够在书里读到几句有趣的话，或是收拾出一块整洁的地面，就算是生活的一种成就了。
毕竟，在这座城市的寂静里，不那么心急火燎的日常，也能被温柔地对待。
彭晓芸，哲学博士，一寸教育（Inchwise Edtech Ltd）创始人。曾在广州、北京多家媒体担任评论部主编，在上海高校任教三年，现旅居伦敦，从事中外教育的社会学观察与创新实践。
Dr Xiaoyun Peng (Sophia Peng, 彭晓芸) holds a PhD in Philosophy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is th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Inchwise Education, London. She spent eight years in Chinese journalism, chiefly in opinion writing and editorial work, and taught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media theory at Xianda Colle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rom 2021 to 2024. She writes on educational mobility, UK schooling and music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ly mobile Chinese families.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一寸教育」（ID：oneinchedu），2025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