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uctive Loafing: A Shanghai Academic's First Year in London
In brief
Dr Xiaoyun Peng's London notebook records a professional life rebuilt around the school run. She goes to bed at eight and rises at half past four, works until the tightening in her chest at quarter past two, then walks to collect her daughter. She takes the phrase constructive loafing from Julian Barnes's Metroland and finds it describes exactly what she cannot quite permit herself: the wandering attention through which, Barnes suggests, a city yields its meaning. She observes British mothers who vanish between half past eight and half past three, notes that Chinese accompanying mothers say plainly that they do not work while she insists that she does, and explains the family's decision to invest in her husband's retraining rather than her own — an argument about which credential transfers across borders, not about gender.
The six hours between drop-off and pick-up are the real constraint on an accompanying parent's professional life.
The choice to retrain the primary teacher rather than the university lecturer was about which qualification transfers across borders.
AI has made competent prose cheap; what a writer now has to supply is visible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a distinct judgement.
從上海的一枚大學老師到倫敦“有建設性的閒蕩”
在倫敦的日常生活中，接送孩子上學放學的空檔，成為了每個家長必須面對的時間管理挑戰。是抓緊時間完成工作，還是投入到家務中，抑或是享受一段“有建設性的閒蕩”？從上海的職業身份轉換到如今初入倫敦的新移民，我經歷了生活節奏和觀唸的調適。
01 八點多睡覺，四點半起床，居然是最好的節奏？
時間指向十四點十五分，呼吸略微急促。
每到這個時刻，一種微妙的焦灼就開始翻滾：如果沒能在三點之前完成工作，那今天也許就只能這樣了。
因為三點一過，便得收拾東西出門去接孩子放學。
女兒回家後，我需要避免在她面前對著電腦螢幕——畢竟，她已經是個能夠熟練操作電腦、破解開機密碼的英國一年級學生了。直到她八點多入睡。
如果那時我和先生都還能保持清醒，會聊上幾句，但大多時候，總有一個人先倒頭大睡。這個人一般是他，而我總是那個腦袋清醒亢奮到後半夜的人。
最近我也“淪陷”了。陪著女兒睡覺，我也睡著了——一般情況下，我是假寐，在她睡著後快速逃離，最近，我的假寐變成真睡，回到自己床上還能接著睡，這也是很大的進步。
這段時間，我先是晚上八點多睡，夜裡兩點半醒來，後來八點多睡覺，四點半起床。我們相視而笑，好像偷得了一段沒有孩子入侵的時光，發現新大陸：不如以後就這節奏吧，早晨還能先工作幾個小時。
英國的生活確實格外適合早睡早起。除非你專門去找，一般的居民區，是不會有什麼夜生活的。天稍微暗下來，周圍就開始寂靜，連一點家庭看電視喧鬧的聲響都沒有。噪音控制和隱私保護，英國人是一流的。
有時候，我又“早”得有些過了頭，八點過就已經昏昏沉沉，結果凌晨兩點半清醒，再難入眠，於是翻看起小說。這些天注意到的是英國作家。
英國作家是獨特的存在，他們似乎特別的健全，不擰巴，也由於過於健康而容易被忽略，被低估。在上海，我搬家了七八次，也沒有真正走近上海作家。本科論文寫過王安憶，真到了上海，也沒有時間對她筆下的上海再度感興趣起來。
而倫敦，這一場跨國流動，重新勾起了我的文學閱讀興致，也許是倫敦足夠疏離與安靜。
朱利安·巴恩斯的《倫敦郊區》很是應景。他的一段關於閒蕩的描述，深得我心：
而託尼和我沉溺於“有建設性的閒蕩”。忘了在哪兒看到過這種說法：倫敦會把你需要的一切都聯絡到一起。當然旅行也包括在內。我們準備去什麼地方轉轉，因為大人物們都說，這麼做有益於鍛鍊大腦（雖然我們倆其實以前都去過鄉下，發現那裡只有令人失望的空曠）。但倫敦是一切開始的地方，也是你吸取智慧後，滿載而歸的終點。而破解倫敦奧秘的關鍵就在於“閒蕩”。即使揮霍青春，也比什麼都不做強。
是託尼首先提出了“有建設性的閒蕩”這個概念。他曾經說，我們要麼總被填鴨式地灌輸著知識，要麼總被其他什麼事強制轉移注意力。他的理論是，只有當我們帶著一種恰到好處的冷漠，漫不經心地閒蕩，但又隨時敏銳地留心著一切時，才能真正捕捉到生命的真諦，才能擁有一個漫遊者的洞察力。我們喜歡到處閒蕩，喜歡觀察其他人做事，看他們把自己累得筋疲力盡。
記得剛到上海時，我也喜歡閒蕩。
梧桐區的弄堂是最好的探索。後來由於疫情，閒蕩停滯了。疫情過後，似乎又被生活的瑣事填滿了，閒蕩的興致戛然而止。不過，我們發明瞭“哲學行走”，帶著孩子們開拓了戶外的哲學課堂。
來過倫敦幾次之後，我便起意，要搬來居住。很大的誘惑在於，行走的空間變大了。在上海，為了每週的行走，我們需要很“蓄意”地踩點，選址，不然就不適合行走。但在倫敦，行走是隨時隨地發生的。這可能跟城市規劃有關，倫敦面積其實很小，但很好地保留了公共綠地。
不需要刻意尋找公園，你也會被公園遇見。
週末，我們常約上三五小夥伴，一起親子徒步。
02 送完孩子回到家，面對的是一片狼籍的“戰場”
現在，僅僅依賴週末與家人的徒步，於我還是遠遠不夠的，不足以支撐我一週的良好睡眠。所以，我迫切地需要每天的行走。接送女兒上學、放學，保障了合計80分鐘的步行時間——女兒開始騎車上學，我變成了小跑，效果似乎比緩慢步行好一些。
最糾結的，是孩子上學後的那段空檔：工作？幹家務？還是去閒蕩呢？
送完孩子回到家，我時常面對的，是一片狼藉的戰場：到底要不要先收拾屋子？一旦動手，常常一發不可收拾，等回過神來，已挨近下午；可若就這麼擱置，又容易生出愧疚來——你是唯一一個有長時段在家的人，你不收拾誰收拾？
這大概是和上海生活唯一的重大區別了。
在上海，我們還是會依靠鐘點阿姨，減輕一部分家務。但在這裡，我們需要重新分工，包括孩子幹家務的習慣的培養。哥哥已經非常好，爸爸不在家的時候，媽媽和妹妹全然靠他餵飽。妹妹的家務習慣，還在養成中。
全家，我大概是最懶的一個。也是試圖建立秩序和規則以便讓自己脫身的那一個。我最怕收拾到處扔的衣服，規定了進門換衣服的流程，但常常失敗。
我開始著力研究英國人的家居生活，他們為什麼能把家裡佈置得那麼溫馨、有格調，而且長期保持整潔？部分答案是，冬季漫長的黑夜讓他們養成了窩家裡的生活習慣，於是，佈置家居是生活很重要的環節。
在家時間長，不把家裡弄好看，怎麼呆得住呢？
不把家裡收拾好，連屋外的風景也沒有了欣賞的底氣。所謂“有建設性的閒逛”，在心裡盤旋得久了，也就變得不那麼理直氣壯。
有時會留意路上那些英國媽媽：上午八點半送完孩子，下午三點半再接，期間誰也不知道她們在做什麼。
能在上午八點半將孩子送達學校，下午三點半準時接到孩子，這時間，如果按照中國的職場，不太像是上班人。所以中國接送的場面，幾乎全是爺爺奶奶，在中國，我們這樣夫妻倆接送孩子的，是少數派。而在這裡，全是年輕的父母或保姆。爺爺奶奶，可能全校偶爾也就見到一個。
英國的媽媽們究竟有沒有工作，誰知道呢？很多班只要上兩三天，還有一些班是靈活時間，居家辦公。更甚者，據說有孩子的職工，大可在放學時間拍拍屁股走人，即便會議進行中，一句“我去接孩子了”即可。
具體如何，我沒有求證過。我沒跟英國媽媽們深入聊過，大家路上碰見，就是一個招呼，不會聊各自的生活，我謹遵來之前的“文化準備”，保持英式社交的邊界感。有意思的是，往往有幾個媽媽特別熱情，再一聊，往往是美國、西班牙、意大利人……剛剛遷居倫敦或搬到倫敦有幾年了。
大人也挺能玩的，公園裡時常看到年輕人在玩各種遊戲，他們看起來並不沉迷於手機。
03 女性喜歡時間自由的工作，育兒驅動還是個性使然？
相比之下，中國媽媽們彼此分享幾乎沒有什麼邊界，是有點中國人抱團的意味。
我並不覺得“抱團”“自己人”這些觀念有何不可。實際上老外也抱團呀，來自一個國家的人，天然更熱絡，交流成本更低，這對落地安頓的生活，是極大的便利。
來自中國的陪讀媽媽們往往坦承自己不工作，我則生怕被定性為陪讀媽媽，一個勁地表示我有工作，遠端，線上。我挺欣賞她們的坦然，就是老公賺錢，妻子負責花錢。
來倫敦時，聽說我家大黑老師去讀PGCE碩士課程，上海的朋友頗有點為我打抱不平，你怎麼不去讀個英國學位？意思是這是正事，大事，延續大學職業的必須之路。
朋友還給我列舉了誰誰去美國讀碩士，此前也是媒體人。我只好回應，大教授，不是每個妻子都可以去唸書，不是每個媽媽都能不工作啊！
我知道他說的那位共同朋友，丈夫是高收入的金融業人士。我家是兩個窮教書的，一個大學，一個小學，沒有哪個富到足以讓另一個不工作。
來英國，小學老師的那個更有可能平移，所以我們最終決策，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更高的機率上，優先咱家的小學老師深造就業——無關性別，就是機會成本，小學老師更容易平移。大學老師的我就只能留守在家當“zuo家”和“創業”了。
不過在國內我也沒坐過班，也是彈性工作時間。做媒體是24小時思考，肉身到崗也就兩個下午；大學也是，24小時不能停下思考，但人到學校上課也就一天半。
女性從事時間自由的工作，究竟是育兒需要的驅動，還是個性使然？其實是個說不清的議題。
當然，有些人是明確的，感受到了被剝奪，比如她們說自己的性格就愛打拼，喜歡出去闖蕩，為了孩子，不得不收縮到家庭。還有一些女性，會表示自己喜歡自由，受不了職場朝九晚五的節奏，這時，有一個聲音說，這樣的偏好，也是被塑造的，被性別角色養成的。
即便在英國，接送孩子的，也是媽媽多於爸爸。可以想像，要麼是媽媽不用工作，要麼是媽媽的工作是時間自由的。自由總是有代價的，比如更低薪，更少的晉升空間。
我大概屬於“既要又要”貪得無厭的人。希望人類能找到一些工作方式，既能實現經濟自由，又能時間自由。這不正是AI時代最大的願景嗎，讓人工智慧把人類不愛乾的活都幹了，這樣人類就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創造性的工作了。
AI讓碼字的工作再度變得廉價。過去，能寫得文通字順，便算是一項技能了，今天，AI起碼是個不錯的校對，甚至還能幫你潤色，因此，看到一篇四平八穩，沒有錯別字、沒有語法錯誤的文章，已經毫不稀奇了。
現在，我們得聽見寫作者的心跳、呼吸，看見寫作者鮮活的個體經驗，或者，獨一無二的洞見。
一切都變得更難了。對職業寫作者的要求變高了，而非以文字為志業的，以流量為謀生技術的人，則是他們千載難逢的機會，再也沒有門檻了。很多公號抄來抄去，起個聳人聽聞、不要臉的標題，流量比原創者還大。
下午，時常看到英國人在路邊的酒吧閒適地享受啤酒。他們喜歡到戶外，一杯啤酒，聊一個下午的天。
04 英國人對跑步的狂熱，為下午啤酒時光準備的吧！
電腦還沒捂熱，眼看時針已經逼近三點。我合上電腦，時常生出一些念頭：早知如此，不如去閒蕩。
接送孩子的間隙，總共有六個小時，聽著似乎不算短，卻常常被各種瑣事分割得支離破碎。這段時間，倫敦的陽光很好，已經持續多日晴天了。我坐在窗前，看著光線在桌面上慢慢移動：“破解倫敦奧秘的關鍵就在於‘閒蕩’。即使揮霍青春，也比什麼都不做強”。
朱利安·巴恩斯的這句話再度飄蕩到我眼前。你想破解倫敦的奧秘嗎，去閒蕩吧！心裡一個強烈的聲音在響。不過，你是一名中年女性，好像也沒什麼青春可揮霍的了。
到了第二天，同樣的十四點十五分，呼吸也會不自覺地緊一下。我倒是開始習慣了這種規律，這也許正是某種微妙的日常：在有限的時間裡，忙碌又心存顧慮，偶爾走出門透口氣，或在書頁之間看見另一個世界。
倫敦的清晨總是冷冽而安靜，到了傍晚，天色又沉得很快。這樣的節奏裡，夜貓子的我居然開始早睡了，這有點不可思議，似乎也是中年人的自保。
畢竟，對於明天那條重複的接送之路，還需要留足一點體力。如果熬夜了，早晨我會耍賴，想讓她爸爸送，可是這會導致他上學上課遲到。我只能撐著惺忪睡眼，勉強起床。
作為一家之主的女主人，最近居然早睡早起了，這是全家的喜訊。爸爸也如釋重負，他使了很大力氣，敦促我保持運動量。哪天戶外跑動不足，他就要擔心我的睡眠節奏一夜回到解放前。我很羨慕他，他便是那種，即便全天不動，也能快速酣睡的人。
而我，這些年在思考寫作與睡眠質量之間搖擺。要保持旺盛的思考，夜晚就睡不好，停下思考，下午到晚上啥事不幹，則把任務全然堆積在上午。這樣，上午的工作效率就非常重要了——我開始有點理解，英國人對跑步的狂熱，也許就是為下午的啤酒時光準備的吧！
這可能是“英式生活”的一種形態：不緊不慢地度過一天，似乎隨時都能停下來去做點別的。至於成效如何，並不是最重要的。也許在這時針跳動的間隙裡，能夠在書裡讀到幾句有趣的話，或是收拾出一塊整潔的地面，就算是生活的一種成就了。
畢竟，在這座城市的寂靜裡，不那麼心急火燎的日常，也能被溫柔地對待。
彭曉芸，哲學博士，一寸教育（Inchwise Edtech Ltd）創始人。曾在廣州、北京多家媒體擔任評論部主編，在上海高校任教三年，現旅居倫敦，從事中外教育的社會學觀察與創新實踐。
Dr Xiaoyun Peng (Sophia Peng, 彭曉芸) holds a PhD in Philosophy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is th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Inchwise Education, London. She spent eight years in Chinese journalism, chiefly in opinion writing and editorial work, and taught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media theory at Xianda Colle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rom 2021 to 2024. She writes on educational mobility, UK schooling and music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ly mobile Chinese families.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一寸教育」（ID：oneinchedu），2025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