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ter DeepSeek, the Crisis Is Not Cheating — It Is That Children Cannot Ask Questions
In brief
Teaching academic writing at a Shanghai university, Dr Xiaoyun Peng encouraged her students to use GPT, on the view that a paper's value lies in the question it asks rather than in its grammar. With DeepSeek putting AI within everyone's reach, teachers began to fear that students would outsource their assignments. She argues the fear is misplaced: the real deficit is that students cannot identify a question worth asking. Asked what interests them, most fall silent. She traces her own philosophical formation to her grandfather's funeral, where she found herself wondering not about death but about why people mourned him, a question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moral standing and happiness. Her prescription for schooling in the AI era: shift from acquiring answers to forming questions, from theory to experience, and from single metrics to open enquiry.
Banning AI in universities produces graduates who cannot use the tool their workplaces assume; the competitive risk runs the other way.
When answers are free, the scarce skill is problem formulation — which schooling has systematically discouraged.
Question-asking depends on breadth of lived experience; a child whose life is homework and exams has nothing to ask about.
還在大學教學術寫作課程的時候，我並不反對學生使用 GPT，甚至鼓勵他們用它來修改論文。我對他們說，一篇真正有價值的論文，核心不在於語言流暢、沒有語法錯誤，而在於你找到了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所謂的文通字順，只是基本要求，應該在中小學語文教育中完成，而現在是什麼情況呢，大學老師們在輔導論文時，卻花了太多精力在當文字校對。
因此，我會和學生逐一討論他們論文選題的來源，從他們如何構思、梳理問題意識的由來，就能看出他們是否找到了真正有意義的問題。而事實是，大多數學生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關鍵，他們甚至懶得用 GPT。不是出於堅持原則，而是嫌麻煩——獲取 GPT 的方式複雜，使用起來也不夠便捷。
而如今，DeepSeek 來了，AI 工具越來越觸手可得，很多老師開始慌了，擔心學生們用 AI 敷衍作業。但在我看來，這種恐慌是沒有必要的。
AI來了，老師們應樂觀其成，這是減輕教師從事低階重複性勞動的好幫手！一旦問題選得好，AI 只是輔助整理思路的工具，它可以幫你潤色句子、最佳化表達，但它無法替你思考。
真正應該擔心的，不是學生們用 AI 來寫作，而是他們不知道如何用 AI 提出好問題。
01 缺乏提問能力，才是當下教育最大的危機
設想一下，這些孩子今後要走入社會工作，而 AI 早已成為職場的標配工具。如果所有人都能熟練運用 AI，他們卻說大學時老師禁止使用而不曾接觸，那才是輸在了工作的起跑線上。
現在大學也開始產生了分歧，有的大學嚴厲禁用，有的大學已經意識到高等教育已經岌岌可危，再禁用這些先進的工具，等於拿繩子套在自己脖子上，培養的人才（尤其是文科教育）將來毫無競爭力。也就難怪社會上要哀嚎文科倒閉了！
AI 只是工具，能不能駕馭它，決定權始終在人手中。在我看來，只要學生能運用 AI 生成有原創思路的內容，便可算透過，尤其是對本科生而言。博士生的論文，要求相對嚴格些，可以出台更有針對性的學術規範。
文科危機的爭論持續不斷，人工智慧的進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世界，絲毫沒打算慢一點，等一等文科，等它慢慢關門。
AI工具可以在幾秒鐘內生成一篇論文，幾分鐘內整理出一份精準的商業分析，甚至能夠模仿人類的寫作風格，解答覆雜的問題。過去，教育的核心是訓練孩子掌握知識、找到正確答案，高考文科的考核內容，大多數是死記硬背的知識點。還記得高考前，我特別不能理解的就是，為什麼要讓我記那些歷史事件裡的犄角旮旯？我特別害怕歷史、地理等學科，但我可以不背誦輕鬆應對政治的論述題，語文的大作文。
可能，我就是那個記憶力很差的人，生早了些年。如果學生時代是在如今的AI社會，也許，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不要再讓我死記硬背了！
當標準答案變得觸手可得，真正稀缺的，反而是提出問題的能力。
遺憾的是，這恰恰是此前的教育體系最忽略的。學校強調“答對題目”，卻很少引導學生去問“為什麼”。課堂上，提問多的孩子，常常被老師勸告“先聽講完”，而那些安靜聽講、順從完成作業的學生，被認為是“好學生”。久而久之，孩子們學會了等待指令，習慣了尋找既定答案，而不是主動去探索問題。
在這個答案無處不在的時代，思考能力在逐漸退化。這個寒假，我給中學生開了一個工作坊，主題就是——寫作與學術探索營。我嘗試讓中學生透過寫作探索自己的學術興趣，如果說還談不上所謂學術興趣，那就是問題意識，我試圖讓他們提出自己感興趣的問題。
結果，有個孩子讓我又驚又喜，既高興又哀嘆。
他倒是很有提問精神，但是，在學校裡，已經被標準答案環境壓製得開始學會“見風使舵”，他說。當他意識到老師可能不會高興他提出問題，他學會了及時閉嘴。
他感到困惑，為什麼老師們一方面拿“有一半人經中考分流，得去讀職高”來恐嚇我們，希望我們好好學習，另一方面，老師們在講課本時，又總是歌頌勞動人民。他的問題是，既然勞動人民那麼高尚，那麼值得尊敬，為什麼老師們又拿讀職高，當工人來嚇我們呢？
這兩個命題，不可能同時為真。要麼勞動人民真的很高尚，去當工人沒什麼不好，老師只是為了自己的工作績效要求我們考出好成績；要麼，體力勞動真的很不值得，很苦，老師發自內心為我們好，不希望我們去幹體力活。
我為這個孩子的質疑精神和問題能力喝彩！但又感到有些無奈，如果他的提問能力，可以更加自由發揮，恐怕提出的問題，就不僅僅限於學校和老師，也許能發現更多有趣好玩的問題。但目前的教育機制，限制了他的學術問題意識的發展，如何與學校老師周旋，成為了他當前迫切的任務。
無論過去在大學教授學術寫作，還是給中學的學術探索營工作坊，我都觀察到一個令人憂慮的現象：缺乏提問能力，才是當下教育的最大危機。
02
為什麼“提出問題”比“知道答案”更重要？
但如果 AI 可以提供任何一個標準答案，人類的價值又在哪裡？AI 擅長的是計算，而人類擅長的是思考。未來，真正決定一個人能力的，不是他知道多少，而是他能提出什麼問題。
在大學課堂上，我經常要求學生自主選題、設計研究問題。然而，大多數學生面對這一自由度時，反而感到極度不適。他們習慣了被給定主題、被安排任務，而不知該如何從海量資訊中找到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甚至，有些學生會問：“老師，能不能直接告訴我該寫什麼？”
在中學生的學術探索營裡，這一問題更加明顯。許多孩子表達流暢，知識儲備豐富，但當我問他們：“你對什麼感興趣？”“你有沒有想過，日常生活中哪些問題值得深挖？”
除了那個讓我又驚又喜的孩子，很多孩子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沉默。他們從小被訓練去尋找正確答案，而不是去判斷“什麼問題值得問”。
這種狀況不僅出現在學生身上，也體現在學術界。今天的學術生產，越來越像一座“論文工廠”——為了績效考核，不斷製造新問題，但這些問題往往毫無價值，僅僅是為了增加產量。這樣的學術，能不讓人懷疑嗎？
真正有意義的研究，應該能進入公共討論，激發新的思考，而不是學者們自說自話、關起門來維護學術生產的“牆內秩序”。意識到這一點的學者，會渴望走出書齋，與社會對話，檢驗自己的研究是否值得繼續。而那些缺乏公共意義的課題，本來應該果斷放棄，止損，但很多學者感到無奈，他們無法停下，即便是一個垃圾課題，由於經費問題，很多學者就死熬下去，無論如何也要扛到底。
同樣的，孩子的提問能力，也不能被扼殺在“正確答案”的枷鎖中。如果他們的成長被填滿標準化的知識，而沒有機會去真正思考，未來的世界將變得乏味無比。當 AI 變得越來越強大，人類真正的競爭力，不在於會解多少題，而在於能不能提出有價值的問題，讓AI去算，去答。
03
如何才能提出好問題？
一個問題的誕生：從爺爺的葬禮到哲學的追問
在我小學三年級時，爺爺去世了。他是家族的長者，也是一位被外界公認為“德高望重”的知識分子。追悼會那天，親友、學生、同事從四面八方趕來，送他最後一程。靈堂肅穆，輓聯整齊地掛在牆上，大人們交談時壓低了聲音，偶爾聽到低沉的嘆息。長輩們眼裡噙著淚，談論著爺爺生前的為人，一切都籠罩在一種莊重而沉痛的氛圍裡。
那時的我，並不完全理解死亡是什麼。站在人群之中，我感受到了一種複雜的情緒。一方面，小學生的我被大人們的悲傷所感染，甚至有些害怕，死亡究竟意味著什麼？另一方面，我隱約察覺到，作為爺爺的後人，這個身份似乎也蒙上了一層榮光。那些來弔唁的人，他們的言辭、神情，讓我第一次意識到，一個人的人生，竟然能在去世後仍影響這麼多人。
我的第一個問題，並不是關於生死，而是：人們為什麼如此緬懷爺爺？
是因為他品德高尚？還是因為某種社會習俗讓人們必須聚集在此？是出於對美好人格的嚮往，還是僅僅是曾經受過他的恩惠？更進一步地，死後獲得的尊敬，與他生前的幸福有關嗎？
這些問題在我的心裡埋下了種子。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漸漸提問，一個人想要什麼樣的生活，與死後的意義世界有關嗎？換言之，道德與幸福之間是否存在必然聯絡？一個受人尊敬的人，他的一生就一定是幸福的嗎？
爺爺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充滿動盪的年代，他的精神和物質都曾備受考驗。如果我們按照今天的標準去衡量，他算是幸福的嗎？或者，幸福並不是他最在意的事？我無法為他作答，但這些困惑，成了我學哲學的最初動力。
長久以來，我對“提問”有一種近乎偏執的熱情。後來當了記者，可能跟這種好奇和問題意識相關。我很好奇，電視裡播放的新聞，就是真的嗎？很想繞到後台去，探個究竟。
問題的來源，往往不是來自書本，而是來自真實的生活體驗。小時候站在追悼會上的那一刻，我的問題其實已經具備了一種質疑的意識——我沒有直接接受“德高望重”這個評價，而是追問它的來源和意義。一個問題的起點，往往是對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事物的懷疑。
在教學術寫作時，我也會讓學生回到這一點。真正的學術不是找到“正確答案”，而是找到“值得追問的問題”。一篇文章如果只是堆砌資料，它不過是資訊的重複；但如果它能圍繞一個深刻的問題展開探討，它便有了意義。
然而，提問能力並非天生，它需要訓練和培養。而它的形成，主要依賴於兩大因素：個體經驗的豐富和思維品質的提升。
思維品質的提升：學會拆解問題，而不僅僅是找答案
培養提問能力，首先要訓練孩子的思維方式。一個好問題，通常意味著能看穿問題的本質，而不僅僅是表面的疑問。這需要以下幾種能力：1）質疑精神：學會問“為什麼？”“一定是這樣嗎？”而不是直接接受資訊。2）邏輯推理：能夠拆解問題，理解其核心邏輯，而不是停留在表面。3）多角度思考：站在不同立場上思考，避免單一視角的侷限。
如果一個人缺乏思維訓練，他的提問往往是零碎的、隨意的，而不是深思熟慮的探索。很多學生的論文問題，其實停留在“已有的框架”內，而不是真正突破已有認知的追問。我常常鼓勵學生，在選題時先嚐試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問自己：“如果 AI 可以輕鬆回答這個問題，那它真的值得研究嗎？”
僅僅有思維品質還不夠。如果一個人的經歷是單一的，他所提出的問題也會極為有限。
當生活變成“兩點一線”，問題意識從何而來？
那些最讓我著迷的問題，並不是來自課堂，而是來自個人的生活體驗——爺爺的葬禮、成長中的文化碰撞、歷史帶來的家族記憶……甚至“不務正業”地交筆友，天南海北地與人交談。這些經歷賦予我思考的素材，讓問題變得真實可感。
如果一個人的經歷是單一的，他能提出的問題也往往是單薄的。一個從未離開自己家鄉的人，很難去思考異文化交流的深層問題；一個從未經歷過失敗的人，很難真正理解挫折與成長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麼，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授，更是體驗的積累。
但現實是，很多孩子的生活被作業、考試填滿，他們的成長是單調的，被框定在一個既定的軌道上。他們的思維被塑造成“找到正確答案”就夠了，而不是去探究問題背後的可能性。當生活變成“兩點一線”，他們的問題也隨之變得單一和刻板。
如果我們希望孩子真正具備問題意識，就不能去限制他們擁有豐富的生活體驗。他們需要觀察世界，經歷不同的文化，接觸不同的人，需要失敗，需要迷茫，需要重新尋找方向。
一個蹉跎過、經歷過風雨的人，才能提出真正有分量的問題。一個擁有故事的人，才能生產有價值的思想。“講故事”的能力在這裡也變得重要——講好故事的人，往往是那些能夠深入體驗生活、理解人類經驗的人，而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也更加能夠觸及人類經驗的核心。
在這個答案唾手可得的時代，思考本身，才是最值得被教育培養的能力。當 AI 可以生成標準答案，我們唯一的優勢，就是不斷給它出難題，提出讓人類能共情的問題。
英國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為倫敦首個谷歌資助的“AI校園(AI Campus)”舉行了開幕儀式。
04
AI 時代的教育，需要什麼樣的轉變？
最近很多關於教育的研究，開始著力於AI時代的教育轉型。如果學校還不慌不忙，那真的是太缺乏危機感了。可以預感，我們這代教育工作者，正在經歷一場未曾有過的教育革命。
如果教育仍然停留在“尋找標準答案”的模式裡，孩子們很快會發現，他們辛辛苦苦學來的正確答案，AI 在幾秒鐘內就能生成。當接受過這樣標準化教育的孩子進入就業期，我們能指望什麼樣的景象？
教育的改變，不只是課程的調整，而是思維方式的轉向。從“獲取答案”轉向“培養問題意識”，從“灌輸知識”轉向“豐富經驗”，從“單一評價”轉向“開放探索”。
從“獲取答案”轉向“培養問題意識”
課堂上，除了問“答案是什麼”，更應該問“這道題為什麼要這樣問？如果換個角度，還能怎麼問？”
學習不該是被動接受，而應該是一種帶著好奇心的主動探索。孩子需要在課堂上養成質疑和追問的習慣，而不是習慣性地等待答案。
這不僅關乎學習，也關乎未來的生存能力。我經常對大學生說，你們畢業了去找工作，以前可以應聘基礎文案崗位，今天，則必須是內容策劃。也就是說，以前的秘書、小編，真的要消失了。
每個人都得有主編的腦子，能獨立策劃選題，才能有活幹。如果只是機械整理資料，沒有選題意識，那就連最基礎的新媒體崗位都要夠不上了。
AI 時代，機械化的任務會被自動化取代，唯有那些能洞察需求、發現新問題、提出深刻選題的人，才會成為真正不可替代的存在。
從“理論灌輸”轉向“實踐體驗”
書本上的知識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一個沒有真正接觸過社會的人，很難問出有價值的問題。這也是我很讚賞自然教育的原因，我們需要把孩子帶出去，帶進大自然，讓他們去體驗更廣闊的世界。即便是看看蟲蟲鳥鳥的世界，也好過整天刷題。
孩子需要真實的體驗——去觀察、去調查、去參與、去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完成一張試卷。專案式學習、戶外教育、跨文化交流，這些經歷能讓他們的問題變得更加深刻，而不僅僅是“考試裡可能會考什麼”。
一個人見過多少，經歷過多少，決定了他能提出的問題有多深刻。只有當教育不再只是“傳授知識”，而是鼓勵探索和體驗，孩子們才能真正培養出對世界的敏感度，提出有價值的問題。
從“單一評價”轉向“開放探索”
如果我們只評價孩子掌握了多少知識，而不看他們能否提出有價值的問題，那麼 他們出了校門肯定不如一個AI賬戶。比起考高分，更重要的是學會從多個角度看待問題，找到不同學科之間的關聯，學會發現那些尚未被解答的東西。
目前我們的教育過於強調“對錯”的思維模式，容易讓孩子害怕提出不同的觀點，而真正的創新，往往來源於那些敢於質疑現有框架、敢於挑戰主流認知的人。
05 未來屬於能提出好問題的人
如果我們的孩子將來在求職面試時，所有競爭者都能熟練使用 AI，而他們的簡歷上寫滿了“獲得多少證書”“掌握多少知識點”，那他們的優勢在哪裡？他們唯一的優勢，是能夠問出 AI 無法替代的問題，是能發現新的可能，是能思考世界還未解答的難題。
偏題一點地說，當下為什麼會出現喪文化，出現躺平文化，為什麼盛行低慾望社會，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說，是提不出問題了！沒有問題，不就躺平嘛。發現不了問題，不就沒有慾望嘛。
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生機勃勃、充滿好奇心的人，會對腦子裡湧現的問題無動於衷，會不想去探究。
一寸教育是一家以哲學為驅動的教育創新智庫與終身學習平台，專注於全球教育遷移與跨文化學習生態。我們融合“自然-藝術-哲學”跨學科視角，提供前沿研究、專業諮詢與定製化學習方案，賦能全球流動中的學習者和教育者，以增強遷移中的教育適應性（Educational Adaptation）、跨境學習韌性（Learning Resilience）及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06 低齡留學諮詢
彭曉芸，哲學博士，一寸教育（Inchwise Edtech Ltd）創始人。曾在廣州、北京多家媒體擔任評論部主編，在上海高校任教三年，現旅居倫敦，從事中外教育的社會學觀察與創新實踐。
Dr Xiaoyun Peng (Sophia Peng, 彭曉芸) holds a PhD in Philosophy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is th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Inchwise Education, London. She spent eight years in Chinese journalism, chiefly in opinion writing and editorial work, and taught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media theory at Xianda Colle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rom 2021 to 2024. She writes on educational mobility, UK schooling and music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ly mobile Chinese families.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一寸教育」（ID：oneinchedu），2025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