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Philosophy Is Back: Attachment Theory, Meaning Systems and the Limits of Psychology
In brief
Psychologists widely hold that an adult life can be traced back to childhood and family of origin, with attachment style predicting the quality of late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Dr Xiaoyun Peng argues the account is incomplete. Working through Albert Ellis's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ur therapy, she shows that therapists who claim value neutrality in fact smuggle in assumptions about what a good life is, while lacking the tools to examine them. The decisive variable, she argues, is not attachment style but the meaning system a person builds through reflection: two people with the same childhood and different belief systems behave differently in love and in work. Her examples run from Beauvoir and Sartre to Nietzsche and contemporary artists. The essay makes a case for philosophy not as therapy or consolation, but as the discipline that asks what a good life consists of, a question psychology is structurally unable to answer.
Attachment style predicts behaviour reliably only in people who have never examined their own beliefs; reflection changes the outcome.
Psychologists' claim to value neutrality is untenable: advice about stable marriage or reduced anxiety already encodes a view of the good life.
Philosophy's contribution is the examination of meaning systems, which is what makes change possible rather than merely coping.
最近，哲學又火起來了。“一條”邀請了復旦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們參與了一系列短片《更好，從提問開始》來暢談哲學；騰訊影片也推出了以哲學教授陳嘉映為主角的微紀錄片《解釋鴻溝》。這背後是什麼原因呢？前幾年，大家熱衷於心理學，之後又輪到了社會學，但每隔一些年，哲學總要“重出江湖”，重新在大眾輿論中頻頻出現。哲學主要探討的是一些人生的根本性問題。也許，正是由於人工智慧的興起，這些根本性的困惑在當前顯得更加重要，無法被替代。
簡版速讀
一個人的人生，無論成就如何，都可以追溯到他們的童年和原生家庭，這是心理學家普遍認同的觀點。如果真是這樣，似乎我們的出身和家庭已經預先註定了我們的人生路徑。在這種看法下，那些試圖對抗原生家庭消極影響的成年人，不論怎樣掙扎，不論付出多少努力，似乎都無法改變他們的人生軌跡。那麼，試圖逃離原生家庭消極影響的努力是否註定無效？
心理學中的依戀理論
心理學家透過分析個體與母親的關係來解釋依戀型別的形成，認為這些關係直接影響個體未來在親密關係中的行為模式。例如，如果一個人在嬰幼兒期獲得了充足且穩定的母愛，他可能會形成安全型依戀；反之，若在幼年期感受到母愛的不足或不一致，可能形成焦慮型或迴避型依戀。這些依戀型別影響著個體的親密關係質量和情感穩定性。
依戀型別與個性發展
安全型依戀者通常能與伴侶建立穩定信任的關係，享受深刻的親密聯絡；而焦慮型或迴避型依戀者則可能經歷較多的關係問題。焦慮型依戀者可能會在關係中表現出過度的需求和不安，而回避型依戀者則傾向於保持情感距離，避免過度親近。
心理治療的侷限性與哲學的介入
心理學的治療往往集中於從焦慮或迴避型依戀轉向安全型依戀，以期帶來個體的幸福感。然而，這種治療忽視了個體意識形態和信念系統對其行為和情感的深遠影響。例如，阿爾伯特·埃利斯的理性情緒行為療法強調透過挑戰非理性信念來改善個體的情緒狀態，但這種方法在處理價值觀和道德判斷時顯得力不從心。
埃利斯的方法雖然開創性地將哲學思考引入心理治療，但其對完美主義和命運的態度反映了一種悲觀的相對主義，這與深刻的哲學探究相去甚遠。這種心理治療的侷限性揭示了哲學在個人生活選擇中的重要性：哲學不僅幫助人們審視和重塑個人的信念系統，還促進了對生活意義的深入理解。
哲學與人生選擇
最終，哲學的價值在於其對個人意義系統的深化和提升。它遠不止是解決心理困擾，更關乎如何在充滿挑戰的人生旅程中找到方向和意義。哲學的深刻性在於其能夠激發人們對生命的反思，促使人們在面對生活的種種困境時，能夠做出更為自覺和理性的選擇。
哲學的介入不是簡單的心理慰藉，而是一種深入人心的思考和對話，是對“何為好生活”的探索。
01 意義系統如何預見你的人生
眾所周知，心理學家們有個幾乎成為學術共識的觀點：一個人的人生過成什麼樣，最終都可以追溯到他/她的童年，他/她的原生家庭。如果是這樣，似乎一個人的人生早就“天註定”，被他的出身和他的家庭決定了。那麼，那些灌注給成年人的心靈雞湯豈不是徒勞無功？再多的掙扎，耗費再多努力去抵禦原生家庭的消極烙印，也不會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軌跡？
依戀型別與親密關係的心理學預言有道理嗎？
譬如，有些心理學家分析，一個人形成怎樣的依戀型別，取決於他和母親的關係。心理學家們把依戀型別分為：安全型依戀、焦慮型依戀、迴避型依戀等，他們認為，如果一個人在嬰幼兒時代得到了母親充分而穩定愉快的照料，就比較容易建立起安全型依戀（心理學家們把這種依戀型別視為“好的”，容易帶來幸福的），如果一個人在幼年時得不到母親足夠的照料或這種照料忽冷忽熱，孩子就容易形成焦慮型依戀或迴避型依戀。
繼而，心理學家們分析，一個人在親密關係中如何處置，幾乎取決於童年時的依戀型別養成。那些安全型依戀的人，就比較容易與伴侶建立穩定而信任的關係，也就更可能從穩定的長期關係中發展深刻的生命關聯，進而體驗到一種充滿安全感和幸福感的親密關係。而那些焦慮型和迴避型依戀的人呢，則要麼是缺乏安全感，總是沉溺在被拋棄的恐懼中，要麼是匱乏愛的能力，無法體驗親密關係的快樂甚至排斥親密關係。其中，後者與恐懼拋棄的糾纏糾結不同，他們乾脆堆砌起冰冷的堡壘保護自己免受傷害，他們迴避親密關係，完全不願意在親密關係中袒露心扉，甚至時時憂慮一旦陷入親密關係就會失去個人的空間和獨立性。
焦慮型依戀的人類似於人們通俗所說的“作”，就是那些親密關係中的麻煩製造者。他們總是以各種折騰來考驗和反覆確認對方的愛，直到明明愛的對方被這種“作”嚇跑。然後，“作”的這一方就開始無比慶幸地想：你看，被我檢驗出來了吧，他/她確實是不夠愛我。
而回避型與此相反，他們顯得極為淡漠，似乎總是若即若離，也不表達心跡，一旦對方靠近一點點，他們就彈開，直到對方因進入不了他的內心世界而選擇放棄時，迴避型依戀的人卻寧願在內心淌血也不願意挽留失望的對方，他們的勝利法則是滿足於成為表面上無動於衷的“主動者”“控制者”地位，永遠不能容忍自己陷入給予愛和等待愛的回饋的被動境地。
接著，心理學家們試圖幫助人們從焦慮型或迴避型依戀轉為安全型依戀，似乎只要“轉危為安”，幸福就唾手可得，近在咫尺。
真的是這樣嗎？這裡面有什麼不對勁嗎？翻翻一些心理學家的著作，我發現只有少數會提及理性思維、觀念對人的情感情緒以及行動的作用，多數仍把人視為被動的潛意識患者來治療。美國的心理學家阿爾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算是一個例外，他甚至提倡用觀念論辯的方式來與諮詢者對話，來發現他們內在的價值系統，進而指出哪些觀念是非理性信念，是阻礙他們獲得幸福體驗的觀念性障礙。無一例外的，此類心理學家宣稱他們喜歡哲學，讀過大量哲學著作。
不過，對於當真習慣於閱讀哲學書籍的讀者來說，“非常哲學”的埃利斯仍然是太庸淺、太心靈雞湯了！儘管他看到了思維對觀念形成的重要作用，繼而非常清晰地預見了觀念系統（意義系統）對行為的指導性意義，但他在價值、道德判斷方面是非常猶疑不決的，最終，他滑向了相對主義和虛無的邊緣，變成了近乎阿Q的精神自慰。諸如，他會勸誡人們服從於命運的安排，不要過分追求完美，過分追求完美恰恰是你產生焦慮的根源，只要你充分地接納自己，你就會由衷地感到放鬆，從此，任何事情、任何人（他反覆強調：是的，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能再困擾你。
把焦慮以及人生的變動視為不穩定因素、不安情緒予以排除，是多數心理學家的目標。當然，埃利斯要高明得多，當中國引介者採訪問及他的幾次婚姻以及變換了幾種職業時，近乎不假思索地把這些閱歷視為“挫折”，89歲的埃利斯有力地駁斥了採訪者的邏輯，他說：“我這一生中曾經至少轉換過三個職業，這個事情僅僅意味著，在一段時間內，我會全神貫注於一項事業，然後由於各種原因我會改變，並且同樣全神貫注於下一項事業。”
換過多個職業，“結過兩次婚，還與一位女士同居了36年”的埃利斯把所有這些私人生活或職業選擇的歷程視為人生的正常態，而不是非常態，更加不可能是挫折，因為他清楚地意識到，這些都是他基於個人信念系統主動的決策。能夠主動決策人生，怎麼還可能是挫折和失敗呢？
心理學家們往往相信，童年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人成年後的行為模式。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根據的，但一個致命的缺陷是，提出這一因果論斷的學者們通常並不分辨“未經審察的人生”和“經過反思的人生”，這就極大地忽視了信念系統（意義系統）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在人的情緒、行為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意義系統的反思與原生家庭烙印是怎樣的關係呢？
要明確理解心理學家們對依戀型別的分析與實際生活中的行為模式之間的關係，我們需要考慮人們如何透過自我反思和觀念改變來影響自己的行為。以依戀型別為例，同樣的依戀型別在不同的信念系統（意義系統）中可能表現出完全不同的行為模式，甚至改變了那些植根於童年的行為模式。
考慮一個未經審察的焦慮型依戀者，他們可能因為童年時缺乏安全感而在戀愛關係中表現出焦慮不安，這似乎支援了心理學家的分析。但如果我們審視一個經過觀念反思的焦慮型依戀者，可能會發現他們的情緒和行為模式已與那些未經審察的個體截然不同。
我們可以進行一個思想實驗，考慮同一個女性，在童年時都處於焦慮型養育環境，但在成年後進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從而形成了不同的觀念系統和價值觀。一個例子是，某些文化可能強化女性對男性的依賴，而另一些文化則支援女性的獨立和自主權。
例如，一位女性可能生活在一個大眾文化中，這種文化鼓勵女性依賴男性並透過控制男性來獲得社會地位。這樣的文化背景可能加劇了她的焦慮型依戀特質，使她在戀愛關係中表現出極端的不安全感和依賴行為。相比之下，另一位女性可能受到了如波伏娃或阿倫特這樣的女性哲學家的影響，她們提倡女性的獨立和主體性，並在親密關係中維持坦誠和自尊。
這種差異表明，同樣的依戀型別在不同的意義系統中可以導致截然不同的行為和關係動態。波伏娃和薩特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例子，他們的關係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坦誠的基礎上，遠離了傳統關係中的依賴和不平等。
透過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意義系統的反思和自我覺醒對於改變人們的行為模式和生活方式至關重要。不是所有的心理特質都是不可改變的，透過意義的反思和價值觀的調整，人們可以超越原生家庭的影響，形成更健康和更滿意的人際關係。
心理學家不能回答“何謂好生活”，那麼哲學呢？
當然，上述思想實驗不夠徹底的地方在於，我們似乎只能以眾所周知的例子來充當思想實驗的主角。人們也會發問，究竟是個體的自由意志還是文化環境決定了他們的價值觀呢？似乎，前述案例只能說明文化環境的影響巨大，那麼，這種文化環境怎麼可能不是從人一出生就存在的呢？怎麼可能是在他們成年以後才產生影響和發揮作用的呢？是的，這是一個有力的反駁。作為思想實驗，我們抽空了某些條件，譬如，我們假設，實驗的主體在童年期並未經歷價值系統的影響，我們把價值系統和意義符號挪到實驗節點——即同一個人的時空岔道，在此之前，我們把它視為“初始盲區”。這當然是為了把論述簡便處理的一種假設，現實生活中，意義系統的出現是更早更為複雜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推論，一個經過反思的意識主體和一個未經反思的意識主體，其確立意義系統的偏好和能力是顯著不同的。
如果僅僅舉女性的嫉妒是如何被克服的作為案例，恐怕有性別刻板印象之嫌。實際上，男性也同樣存在嫉妒。但基於事實多寡的既往統計，我們姑且把此類案例視為某種現象描述，並不意味著我們主張女性天然地更愛嫉妒、更狹隘。如果分析依戀型別，男性當中的焦慮型依戀比例也許更低一些，但迴避型依戀則不在少數（這主要是根據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和統計，未必確切，姑且這麼一論）。
迴避型依戀並不比焦慮型依戀更為幸福。那些對女性存有偏見和恐懼的哲學家、藝術家往往是這一型別。
排除那些對女性並不感興趣的男性哲學家、藝術家，尼采就很像是一個對女性很有興趣卻恐懼親密的哲學家型別，他的那句“你要到女人那裡去，別忘了帶上你的鞭子”流傳甚廣，成為尼采憎惡女性和恐懼親密關係的“罪狀”。
美國當代藝術家Jordan Wolfson的作品則被認為表達了對女性的厭惡，媒體描述他的作品：“那金髮性感又面目可憎的機器人露出深深的乳溝，身上沾滿了猶如被毆打後留下的汙漬；他的錄影作品描繪著長不大的玩家幻想和孩童記憶。現年35歲的Jordan Wolfson出生於曼哈頓上西區和康涅狄格州，少年時代物質富足，卻因為注意力缺乏症和書寫困難在學業上表現不佳。他的機器人有著女性的身體和男性的嗓音，錄影作品中反覆出現的壞男孩，為引起他人的注目做出一些猥瑣的舉動。這一切或許是Wolfson對親密關係的投射。”在接受採訪時，Wolfson承認：“我很早便進入了青春性萌動期，其實我並不害羞，而且正好相反。只不過有那麼一段時間，當我和那些外表非常美麗或者心理非常強大的人在一起時，我會暫時性陽痿。”
在美麗或心理強大的女性面前感到怯懦是迴避型男性的普遍特質。迴避型男性往往不願意承認女性在人格上的對等性，但又懾於女性的崛起，在憂慮男性主導地位失落的恐懼中，對與女性建立親密關係採取了迴避的防禦姿態，以防禦作為自我保護的手段，以免於在情感中遭遇挫敗和傷害。
迴避型男性是一種脆弱的生物。他們的迴避策略源自不自信和對依戀關係可能吞噬自我的顧慮，這是童年期已經形成迴避依戀型別的人群未經反思的自然反應。依戀任何人都讓他們產生“不自由”的恐懼，與其不自由和有朝一日失去，不如早早採取防禦姿態，以守為攻。但是，這一型別的人如果經歷意義系統的全面反思，也可能由於信念的改變而顛覆自己的行為模式和情感關係。我們同樣可以假設和想像，相信存在靈魂伴侶的男性和一位完全不相信愛情“這種東西”的男性，即便有著完全相同的被撫養經歷，在成年期仍然可能採取不同的情感引擎機制。
把追求愛視為人生三大激情之一的羅素是相信愛情的，對波伏娃說出“我們的結合是一種本質上的愛”的薩特是相信靈魂伴侶的存在並踐行的，而日本作家渡邊淳一則是典型的大男人主義，在他那裡，愛情不過是男性雄性本能的代名詞。
至此，不難推論，相較於興趣相似的吸引，意義系統的交疊才是更為深刻更為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哲學。不同的意義系統深刻而全面地影響著一個人的決策和行為選擇。
然而，這恐怕是心理學家最為無能為力的，因為心理學家普遍地熱衷宣稱他們的價值中立。但怎麼可能是價值中立的呢？當他們對著諮詢者宣揚穩定婚姻對健康的好處時，當他們致力於去化解他們心目中的“患者”的焦慮情緒時，他們內在地隱含著關於“何謂好生活”的既定偏好。但是，遺憾的是，心理學家往往無力全面辨析這些價值（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的邏輯層次，無法調動個體對生命的意義系統進行細緻而自覺的反思。
心理學正在以兩種極端狀況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一種是都市的白領和中產階層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視和信奉心理學，這是各種心理學常識和心理學技能以心靈雞湯形式風靡朋友圈的社會基礎；一種是社會的底層處於心理上的無助與凋零而未能及時獲得救助。
就都市白領和中產階層而言，他們有一定的思辨力，止步於心理學常識甚至知音讀者式心靈雞湯恐怕不是一個從優的選項，他們有能力在有選擇地吸收心理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向哲學邁進一步，從而學會像哲學家那樣意識到：未經審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
當然，這不是說心理學家不能解決的“何謂好生活”的問題，哲學家就一定能夠提供答案。而是說，在我們的話語系統中，哲學的思辨不應當缺席。
彭曉芸，哲學博士，一寸教育（Inchwise Edtech Ltd）創始人。曾在廣州、北京多家媒體擔任評論部主編，在上海高校任教三年，現旅居倫敦，從事中外教育的社會學觀察與創新實踐。
Dr Xiaoyun Peng (Sophia Peng, 彭曉芸) holds a PhD in Philosophy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is th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Inchwise Education, London. She spent eight years in Chinese journalism, chiefly in opinion writing and editorial work, and taught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media theory at Xianda Colle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rom 2021 to 2024. She writes on educational mobility, UK schooling and music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ly mobile Chinese families.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一寸教育」（ID：oneinchedu），202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