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热来了｜倦怠社会，哲学让我们更有力量吗
Why Philosophy Is Back: Attachment Theory, Meaning Systems and the Limits of Psychology
In brief
Psychologists widely hold that an adult life can be traced back to childhood and family of origin, with attachment style predicting the quality of late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Dr Xiaoyun Peng argues the account is incomplete. Working through Albert Ellis's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ur therapy, she shows that therapists who claim value neutrality in fact smuggle in assumptions about what a good life is, while lacking the tools to examine them. The decisive variable, she argues, is not attachment style but the meaning system a person builds through reflection: two people with the same childhood and different belief systems behave differently in love and in work. Her examples run from Beauvoir and Sartre to Nietzsche and contemporary artists. The essay makes a case for philosophy not as therapy or consolation, but as the discipline that asks what a good life consists of, a question psychology is structurally unable to answer.
- Attachment style predicts behaviour reliably only in people who have never examined their own beliefs; reflection changes the outcome.
- Psychologists' claim to value neutrality is untenable: advice about stable marriage or reduced anxiety already encodes a view of the good life.
- Philosophy's contribution is the examination of meaning systems, which is what makes change possible rather than merely coping.
最近，哲学又火起来了。“一条”邀请了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们参与了一系列短片《更好，从提问开始》来畅谈哲学；腾讯视频也推出了以哲学教授陈嘉映为主角的微纪录片《解释鸿沟》。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前几年，大家热衷于心理学，之后又轮到了社会学，但每隔一些年，哲学总要“重出江湖”，重新在大众舆论中频频出现。哲学主要探讨的是一些人生的根本性问题。也许，正是由于人工智能的兴起，这些根本性的困惑在当前显得更加重要，无法被替代。
简版速读
一个人的人生，无论成就如何，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童年和原生家庭，这是心理学家普遍认同的观点。如果真是这样，似乎我们的出身和家庭已经预先注定了我们的人生路径。在这种看法下，那些试图对抗原生家庭消极影响的成年人，不论怎样挣扎，不论付出多少努力，似乎都无法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那么，试图逃离原生家庭消极影响的努力是否注定无效？
心理学中的依恋理论
心理学家通过分析个体与母亲的关系来解释依恋类型的形成，认为这些关系直接影响个体未来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模式。例如，如果一个人在婴幼儿期获得了充足且稳定的母爱，他可能会形成安全型依恋；反之，若在幼年期感受到母爱的不足或不一致，可能形成焦虑型或回避型依恋。这些依恋类型影响着个体的亲密关系质量和情感稳定性。
依恋类型与个性发展
安全型依恋者通常能与伴侣建立稳定信任的关系，享受深刻的亲密联系；而焦虑型或回避型依恋者则可能经历较多的关系问题。焦虑型依恋者可能会在关系中表现出过度的需求和不安，而回避型依恋者则倾向于保持情感距离，避免过度亲近。
心理治疗的局限性与哲学的介入
心理学的治疗往往集中于从焦虑或回避型依恋转向安全型依恋，以期带来个体的幸福感。然而，这种治疗忽视了个体意识形态和信念系统对其行为和情感的深远影响。例如，阿尔伯特·埃利斯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强调通过挑战非理性信念来改善个体的情绪状态，但这种方法在处理价值观和道德判断时显得力不从心。
埃利斯的方法虽然开创性地将哲学思考引入心理治疗，但其对完美主义和命运的态度反映了一种悲观的相对主义，这与深刻的哲学探究相去甚远。这种心理治疗的局限性揭示了哲学在个人生活选择中的重要性：哲学不仅帮助人们审视和重塑个人的信念系统，还促进了对生活意义的深入理解。
哲学与人生选择
最终，哲学的价值在于其对个人意义系统的深化和提升。它远不止是解决心理困扰，更关乎如何在充满挑战的人生旅程中找到方向和意义。哲学的深刻性在于其能够激发人们对生命的反思，促使人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时，能够做出更为自觉和理性的选择。
哲学的介入不是简单的心理慰藉，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思考和对话，是对“何为好生活”的探索。
01 意义系统如何预见你的人生
众所周知，心理学家们有个几乎成为学术共识的观点：一个人的人生过成什么样，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他/她的童年，他/她的原生家庭。如果是这样，似乎一个人的人生早就“天注定”，被他的出身和他的家庭决定了。那么，那些灌注给成年人的心灵鸡汤岂不是徒劳无功？再多的挣扎，耗费再多努力去抵御原生家庭的消极烙印，也不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依恋类型与亲密关系的心理学预言有道理吗？
譬如，有些心理学家分析，一个人形成怎样的依恋类型，取决于他和母亲的关系。心理学家们把依恋类型分为：安全型依恋、焦虑型依恋、回避型依恋等，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婴幼儿时代得到了母亲充分而稳定愉快的照料，就比较容易建立起安全型依恋（心理学家们把这种依恋类型视为“好的”，容易带来幸福的），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时得不到母亲足够的照料或这种照料忽冷忽热，孩子就容易形成焦虑型依恋或回避型依恋。
继而，心理学家们分析，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如何处置，几乎取决于童年时的依恋类型养成。那些安全型依恋的人，就比较容易与伴侣建立稳定而信任的关系，也就更可能从稳定的长期关系中发展深刻的生命关联，进而体验到一种充满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亲密关系。而那些焦虑型和回避型依恋的人呢，则要么是缺乏安全感，总是沉溺在被抛弃的恐惧中，要么是匮乏爱的能力，无法体验亲密关系的快乐甚至排斥亲密关系。其中，后者与恐惧抛弃的纠缠纠结不同，他们干脆堆砌起冰冷的堡垒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他们回避亲密关系，完全不愿意在亲密关系中袒露心扉，甚至时时忧虑一旦陷入亲密关系就会失去个人的空间和独立性。
焦虑型依恋的人类似于人们通俗所说的“作”，就是那些亲密关系中的麻烦制造者。他们总是以各种折腾来考验和反复确认对方的爱，直到明明爱的对方被这种“作”吓跑。然后，“作”的这一方就开始无比庆幸地想：你看，被我检验出来了吧，他/她确实是不够爱我。
而回避型与此相反，他们显得极为淡漠，似乎总是若即若离，也不表达心迹，一旦对方靠近一点点，他们就弹开，直到对方因进入不了他的内心世界而选择放弃时，回避型依恋的人却宁愿在内心淌血也不愿意挽留失望的对方，他们的胜利法则是满足于成为表面上无动于衷的“主动者”“控制者”地位，永远不能容忍自己陷入给予爱和等待爱的回馈的被动境地。
接着，心理学家们试图帮助人们从焦虑型或回避型依恋转为安全型依恋，似乎只要“转危为安”，幸福就唾手可得，近在咫尺。
真的是这样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吗？翻翻一些心理学家的著作，我发现只有少数会提及理性思维、观念对人的情感情绪以及行动的作用，多数仍把人视为被动的潜意识患者来治疗。美国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算是一个例外，他甚至提倡用观念论辩的方式来与咨询者对话，来发现他们内在的价值系统，进而指出哪些观念是非理性信念，是阻碍他们获得幸福体验的观念性障碍。无一例外的，此类心理学家宣称他们喜欢哲学，读过大量哲学著作。
不过，对于当真习惯于阅读哲学书籍的读者来说，“非常哲学”的埃利斯仍然是太庸浅、太心灵鸡汤了！尽管他看到了思维对观念形成的重要作用，继而非常清晰地预见了观念系统（意义系统）对行为的指导性意义，但他在价值、道德判断方面是非常犹疑不决的，最终，他滑向了相对主义和虚无的边缘，变成了近乎阿Q的精神自慰。诸如，他会劝诫人们服从于命运的安排，不要过分追求完美，过分追求完美恰恰是你产生焦虑的根源，只要你充分地接纳自己，你就会由衷地感到放松，从此，任何事情、任何人（他反复强调：是的，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能再困扰你。
把焦虑以及人生的变动视为不稳定因素、不安情绪予以排除，是多数心理学家的目标。当然，埃利斯要高明得多，当中国引介者采访问及他的几次婚姻以及变换了几种职业时，近乎不假思索地把这些阅历视为“挫折”，89岁的埃利斯有力地驳斥了采访者的逻辑，他说：“我这一生中曾经至少转换过三个职业，这个事情仅仅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我会全神贯注于一项事业，然后由于各种原因我会改变，并且同样全神贯注于下一项事业。”
换过多个职业，“结过两次婚，还与一位女士同居了36年”的埃利斯把所有这些私人生活或职业选择的历程视为人生的正常态，而不是非常态，更加不可能是挫折，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都是他基于个人信念系统主动的决策。能够主动决策人生，怎么还可能是挫折和失败呢？
心理学家们往往相信，童年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成年后的行为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根据的，但一个致命的缺陷是，提出这一因果论断的学者们通常并不分辨“未经审察的人生”和“经过反思的人生”，这就极大地忽视了信念系统（意义系统）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在人的情绪、行为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意义系统的反思与原生家庭烙印是怎样的关系呢？
要明确理解心理学家们对依恋类型的分析与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考虑人们如何通过自我反思和观念改变来影响自己的行为。以依恋类型为例，同样的依恋类型在不同的信念系统（意义系统）中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甚至改变了那些植根于童年的行为模式。
考虑一个未经审察的焦虑型依恋者，他们可能因为童年时缺乏安全感而在恋爱关系中表现出焦虑不安，这似乎支持了心理学家的分析。但如果我们审视一个经过观念反思的焦虑型依恋者，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情绪和行为模式已与那些未经审察的个体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思想实验，考虑同一个女性，在童年时都处于焦虑型养育环境，但在成年后进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观念系统和价值观。一个例子是，某些文化可能强化女性对男性的依赖，而另一些文化则支持女性的独立和自主权。
例如，一位女性可能生活在一个大众文化中，这种文化鼓励女性依赖男性并通过控制男性来获得社会地位。这样的文化背景可能加剧了她的焦虑型依恋特质，使她在恋爱关系中表现出极端的不安全感和依赖行为。相比之下，另一位女性可能受到了如波伏娃或阿伦特这样的女性哲学家的影响，她们提倡女性的独立和主体性，并在亲密关系中维持坦诚和自尊。
这种差异表明，同样的依恋类型在不同的意义系统中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和关系动态。波伏娃和萨特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坦诚的基础上，远离了传统关系中的依赖和不平等。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意义系统的反思和自我觉醒对于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不是所有的心理特质都是不可改变的，通过意义的反思和价值观的调整，人们可以超越原生家庭的影响，形成更健康和更满意的人际关系。
心理学家不能回答“何谓好生活”，那么哲学呢？
当然，上述思想实验不够彻底的地方在于，我们似乎只能以众所周知的例子来充当思想实验的主角。人们也会发问，究竟是个体的自由意志还是文化环境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呢？似乎，前述案例只能说明文化环境的影响巨大，那么，这种文化环境怎么可能不是从人一出生就存在的呢？怎么可能是在他们成年以后才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的呢？是的，这是一个有力的反驳。作为思想实验，我们抽空了某些条件，譬如，我们假设，实验的主体在童年期并未经历价值系统的影响，我们把价值系统和意义符号挪到实验节点——即同一个人的时空岔道，在此之前，我们把它视为“初始盲区”。这当然是为了把论述简便处理的一种假设，现实生活中，意义系统的出现是更早更为复杂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推论，一个经过反思的意识主体和一个未经反思的意识主体，其确立意义系统的偏好和能力是显著不同的。
如果仅仅举女性的嫉妒是如何被克服的作为案例，恐怕有性别刻板印象之嫌。实际上，男性也同样存在嫉妒。但基于事实多寡的既往统计，我们姑且把此类案例视为某种现象描述，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女性天然地更爱嫉妒、更狭隘。如果分析依恋类型，男性当中的焦虑型依恋比例也许更低一些，但回避型依恋则不在少数（这主要是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统计，未必确切，姑且这么一论）。
回避型依恋并不比焦虑型依恋更为幸福。那些对女性存有偏见和恐惧的哲学家、艺术家往往是这一类型。
排除那些对女性并不感兴趣的男性哲学家、艺术家，尼采就很像是一个对女性很有兴趣却恐惧亲密的哲学家类型，他的那句“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流传甚广，成为尼采憎恶女性和恐惧亲密关系的“罪状”。
美国当代艺术家Jordan Wolfson的作品则被认为表达了对女性的厌恶，媒体描述他的作品：“那金发性感又面目可憎的机器人露出深深的乳沟，身上沾满了犹如被殴打后留下的污渍；他的录像作品描绘着长不大的玩家幻想和孩童记忆。现年35岁的Jordan Wolfson出生于曼哈顿上西区和康涅狄格州，少年时代物质富足，却因为注意力缺乏症和书写困难在学业上表现不佳。他的机器人有着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嗓音，录像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坏男孩，为引起他人的注目做出一些猥琐的举动。这一切或许是Wolfson对亲密关系的投射。”在接受采访时，Wolfson承认：“我很早便进入了青春性萌动期，其实我并不害羞，而且正好相反。只不过有那么一段时间，当我和那些外表非常美丽或者心理非常强大的人在一起时，我会暂时性阳痿。”
在美丽或心理强大的女性面前感到怯懦是回避型男性的普遍特质。回避型男性往往不愿意承认女性在人格上的对等性，但又慑于女性的崛起，在忧虑男性主导地位失落的恐惧中，对与女性建立亲密关系采取了回避的防御姿态，以防御作为自我保护的手段，以免于在情感中遭遇挫败和伤害。
回避型男性是一种脆弱的生物。他们的回避策略源自不自信和对依恋关系可能吞噬自我的顾虑，这是童年期已经形成回避依恋类型的人群未经反思的自然反应。依恋任何人都让他们产生“不自由”的恐惧，与其不自由和有朝一日失去，不如早早采取防御姿态，以守为攻。但是，这一类型的人如果经历意义系统的全面反思，也可能由于信念的改变而颠覆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情感关系。我们同样可以假设和想象，相信存在灵魂伴侣的男性和一位完全不相信爱情“这种东西”的男性，即便有着完全相同的被抚养经历，在成年期仍然可能采取不同的情感引擎机制。
把追求爱视为人生三大激情之一的罗素是相信爱情的，对波伏娃说出“我们的结合是一种本质上的爱”的萨特是相信灵魂伴侣的存在并践行的，而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则是典型的大男人主义，在他那里，爱情不过是男性雄性本能的代名词。
至此，不难推论，相较于兴趣相似的吸引，意义系统的交叠才是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哲学。不同的意义系统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决策和行为选择。
然而，这恐怕是心理学家最为无能为力的，因为心理学家普遍地热衷宣称他们的价值中立。但怎么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呢？当他们对着咨询者宣扬稳定婚姻对健康的好处时，当他们致力于去化解他们心目中的“患者”的焦虑情绪时，他们内在地隐含着关于“何谓好生活”的既定偏好。但是，遗憾的是，心理学家往往无力全面辨析这些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逻辑层次，无法调动个体对生命的意义系统进行细致而自觉的反思。
心理学正在以两种极端状况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一种是都市的白领和中产阶层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视和信奉心理学，这是各种心理学常识和心理学技能以心灵鸡汤形式风靡朋友圈的社会基础；一种是社会的底层处于心理上的无助与凋零而未能及时获得救助。
就都市白领和中产阶层而言，他们有一定的思辨力，止步于心理学常识甚至知音读者式心灵鸡汤恐怕不是一个从优的选项，他们有能力在有选择地吸收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哲学迈进一步，从而学会像哲学家那样意识到：未经审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当然，这不是说心理学家不能解决的“何谓好生活”的问题，哲学家就一定能够提供答案。而是说，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哲学的思辨不应当缺席。
彭晓芸，哲学博士，一寸教育（Inchwise Edtech Ltd）创始人。曾在广州、北京多家媒体担任评论部主编，在上海高校任教三年，现旅居伦敦，从事中外教育的社会学观察与创新实践。
Dr Xiaoyun Peng (Sophia Peng, 彭晓芸) holds a PhD in Philosophy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is th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Inchwise Education, London. She spent eight years in Chinese journalism, chiefly in opinion writing and editorial work, and taught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media theory at Xianda Colle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rom 2021 to 2024. She writes on educational mobility, UK schooling and music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ly mobile Chinese families.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一寸教育」（ID：oneinchedu），202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