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ention Poverty: What Stephen Shore's Walkout Revealed
In brief
In September 2024 the photographer Stephen Shore ended a lecture at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Beijing early, telling an audience that had spent it on their phones that they could not concentrate on the very subject he had come to discuss. Dr Xiaoyun Peng, who taught a university elective on the philosophy of love in Shanghai, uses the incident to describe what she calls a new form of poverty. She reports the metric Chinese universities use when inspecting teaching, the heads-up rate, and the pressure it puts on lecturers to become comedians. She cites evidence that rural Chinese children own smartphones at higher rates than urban children and use them with less supervision, and argues that attention is stratifying along economic lines. The essay links flow to productivity and predicts occupational sorting by sustained attention.
Attention is becoming a stratified resource: rural children in China report higher smartphone ownership and less supervision than urban children.
Fragmented information erodes systematic thinking, forcing teachers to break coherent material into pieces students will tolerate.
Hiring will increasingly favour people who can sustain long-form concentration; the rest inherit tasks requiring no understanding of the system.
作為教師，我不得不透過不斷走動，緊緊拽住那幾個頻頻點頭、與你眼神交流的學生，把他們視為上課的“救命稻草”，以點帶面，這樣才能勉強維持課堂的“體面”，使得課堂氣氛看起來還是蠻活躍的。
我經常對學生開玩笑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們都不喜歡交談，怎麼可能方便談戀愛呢？
2024年9月19日，國際攝影大師、世界著名當代攝影藝術家斯蒂芬·肖爾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學術報告廳舉行了一場題為《轉變我人生的五次經歷以及它們如何促使我成為一名藝術家》的講座。然而，這場講座卻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結束了。
9月20日，有網友發帖稱，講座期間“台下很多人從始至終都在低頭看手機，斯蒂芬·肖爾因此憤然離席”。據稱，肖爾先生在講座中嚴肅地提到：“既然我現在談論的是注意力這個話題，你們也知道我在聊注意力……今天在場的各位，其中有非常多的人從頭到尾都在看手機。你們今天特意來聽這個講座，但卻不能集中注意力。”
隨後，肖爾宣佈講座提前結束，並走下講壇。
這一事件引發了廣泛討論。有人認為，這是智慧手機侵蝕注意力的典型表現，肖爾的反應正反映了對當代注意力分散問題的擔憂；也有人為觀眾辯護，稱許多人其實是在用手機記筆記，並非出於不敬。還有人認為肖爾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了，“老古董”才會對智慧手機如此大驚小怪。
這場講座風波確實提示我們考慮一個問題：在注意力稀缺的時代，技術如何改變了我們的專注力，甚至我們的創造力。
01 注意力匱乏是一種新的“貧困”
斯蒂芬·肖爾的離場，反饋了當今社會中一個明顯的趨勢：注意力的匱乏已成為一種“新的貧困”。在許多公共場合，無論是課堂、會議，還是文化講座，人們越來越難以保持專注，手機成為分散注意力的主要工具。
低頭看手機的行為在中國已司空見慣，無論是在講座、課堂，還是會議中，這種現象頻繁出現。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鄧建國認為，許多人聲稱自己用手機記筆記，但這往往是自欺欺人，因為這種行為在事實上削弱了個體對內容的專注度，所謂“記筆記”只是學生一種自欺欺人的“儀式性和表演性學習”，“徒有學習的形式而無學習的實質”。
像斯蒂芬·肖爾這樣對注意力要求極高的藝術家，自然會對這種狀況感到失望。
教育領域中的注意力危機
作為一名曾經在大學教學的教師，我也目睹了學生們在課堂上對手機的依賴。儘管在小班教學中，學生們的注意力相對集中，但在大課中，你幾乎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專心聽講，哪怕講課內容具有一定吸引力。在階梯教室的大課中，學生低頭刷手機的情景幾乎是必然現象，以致於高校在督查檢查課堂教學時，會記錄所謂的“抬頭率”。教師如果為了應對檢查，提升所謂的“抬頭率”，就必須絞盡腦汁多設計“笑點”。
作為教師，我不得不透過不斷走動，緊緊拽住那幾個頻頻點頭、與你眼神交流的學生，把他們視為上課的“救命稻草”，以點帶面，這樣才能勉強維持課堂的“體面”，使得課堂氣氛看起來還是蠻活躍的。
如此一來，教師不得不懷疑教學的意義：我們是否需要成為段子手，才能贏得學生的注意力？這種形式化的教學顯然背離了教育的初衷。
不過，從結構性的層面來看，這一現象又是可以理解的。在注意力稀缺的時代，資訊的價值已被重新定義。
對於如今的智慧手機一代來說，資訊的即時性和碎片化，使得他們能夠同時處理多項任務——一邊工作一邊聽講座，對他們而言並非不可接受。幾乎所有的大講座、大課，實際上都可以採取遠端直播的方式，面對面的意義已然消解。
某種程度上，你可以理解為，台下的人，把這樣的大講座，視為觀看一個影片，可以邊幹其他活邊聽。他們並不覺得在這個大場面裡，自己會有與大師四目相對眼神交流的必要性。
線上課程的意外發現
這一點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印證。疫情期間，我開設了一門面向全校的公選課《愛情哲學》，上課人數多達百人。令人驚訝的是，線上課程的效果遠超預期。學生們透過彈幕和留言積極參與討論，甚至毫無障礙地分享個人經歷。課堂交流反而比線下更為熱烈。這讓我意識到，學生在面對面的課堂中反而會因羞澀而有所保留，而線上環境卻為他們提供了更為放鬆的交流方式。
然而，儘管如此，講座或課程的選擇性聽取是否觸及了尊重的議題，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講座作為一種主動選擇的學習活動，是否要求參與者全情投入？這個問題引發了對注意力和尊重之間關係的思考。
不同文化中的手機使用與注意力
來到英國後，我也特意觀察了英國的手機文化。可以想像，英國人多數會基於禮貌而表現得極為專注和極具耐心。
更為真實的場景，則發生在他們的日常交談中。在街頭或餐館裡，手機並不是社交中的常客。無論是江邊一對一的約會散步，還是多人聚會時，可以看到，他們更多的是舉著酒杯，專注於眼前的對話，而非埋頭看手機。以致於我發出感嘆，英國人可真是能聊啊，怎麼有那麼多話說呢！
這可能與教育模式的差異有關。國外的課堂更強調互動和討論，學生需要參與其中，手機自然難以成為主要工具。
相比之下，國內的社交場合，手機的確是更無處不在，無論是講座、課堂，還是餐桌聚會，手機似乎成為許多人注意力的分散源。當然，你也可以說，在中國，手機代表了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意味著更快更便捷更舒適。
手機對兒童的影響與社會分層
對成年人而言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手機對兒童的影響可能超出我們的預期。
有證據表明，與城市兒童相比，農村兒童使用手機的時間往往更長，而且這種使用情況可能更難控制。在印度農村地區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相當多的兒童（28.8%）每天使用手機超過 4 個小時。
在中國，農村兒童使用手機的時間普遍比城市兒童多，而且這種使用往往不受監管。造成這一趨勢的因素有幾個，包括缺乏父母的監督、參加有組織的課外活動的機會有限以及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較少。
研究表明，約 69.2% 的農村兒童擁有智慧手機，這一比例高於城市兒童（城市兒童的智慧手機擁有率為 58.3%）。農村兒童也更容易出現智慧手機使用問題，這會導致社交焦慮、行為問題，並對他們的學業成績產生負面影響。過度的螢幕時間通常是由於娛樂選擇有限，身體鍛鍊機會較少。
此外，農村和城市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意味著農村兒童可能更頻繁地使用移動裝置來代替面對面的互動或體育活動。這些因素共同創造了一個環境，讓農村兒童更容易過度依賴手機，這可能會阻礙他們成長。
這些資料表明，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中國農村兒童面臨著與手機使用有關的獨特挑戰。而這可能正預示著，與螢幕時間相關的注意力分層，正在成為另一種教育公平問題，注意力稀缺成為一種與經濟水平相關的“新的貧困”形態。
02 創造力與注意力的內在關聯創造力的產生，離不開深度思考和持續的專注力
全球性的注意力危機
注意力稀缺的問題不僅限於某個國家或地區。英國甚至有高層呼籲加強學校的手機管理，這進一步表明注意力問題具有全球性。這種注意力匱乏不僅影響個人的學習和工作效率，更深刻影響了社會結構與創造力的發展。
斯蒂芬·肖爾講座的主題之一是“注意力與創造力的關係”。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命題：如果一個社會缺乏注意力，它的創造力是否也會因此衰退？創造力的產生，離不開深度思考和持續的專注力，而當代社會的注意力碎片化現象無疑對這些能力構成了巨大的挑戰。
創造力來源於心流
心理學家米哈伊爾·契克森米哈伊的“心流”理論指出，創造力的核心在於個體能夠進入一種完全專注於任務的狀態，這種狀態被稱為“心流”。然而，手機的普及正在阻礙我們進入這種專注的狀態。短影片、社交媒體以及即時通訊的持續刺激讓我們難以保持長時間的注意力集中。
正如肖爾在講座中所言，如果我們無法在講座中集中注意力，我們又如何能夠敏銳地捕捉生活中那些微妙的細節，如陽光灑在皮膚上的感覺？
缺乏心流體驗，可能也失去效率
有過心流體驗的人，不難理解心流和效率的關係。
所謂的效率高，恰恰是基於心流的助力，專注、投入、忘我，這時候效率是最高的。某種程度上，拖延症的出現，也是一種現代病，我們有了太多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於是東張西望、三心二意，很難高效率地完成既定任務。
有一陣子，我總是熬夜。究其原因，可能是遲遲沒有體驗到深度思考的心流，心有不甘，就不願意睡覺。作為一個享受過心流體驗的快樂，又面臨注意力危機的人，我需要克服的，恰恰是改善注意力。心流和效率，實際上是注意力的產物。
對成年人專注力的幹擾，可能不是短影片。當過新手爸媽的父母肯定清楚，在撫養幼兒的過程中，成人的注意力不得不為新生兒的基本需求而做好時刻準備。無論是你手頭上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孩子的需求往往是第一位的。
除此之外，現在很多領域的工作，大部分也都需要在社交媒體上回應受眾接受資訊模式的變化。即便是我這樣在寫公眾號文章，朋友們還不斷勸我，“怎麼還在寫文章，還不快去做短影片”。
隔絕社交媒體的侵襲而讓自己逃離幹擾，沉浸其中的工作樣式，也在變得稀缺。很多學者也在藉助社交媒體的力量，普及知識，增加受眾。洞穴裡的智者，似乎不再可欲。
03 碎片化資訊與系統性思維的衝突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帶來了資訊的碎片化
短影片的崛起進一步加劇了注意力危機。平台透過不斷推送新的內容，吸引使用者長時間停留在手機螢幕前。這種即時滿足感雖然讓人們短暫地感到愉悅，但卻侵蝕了我們對長時間專注的耐心。在這一點上，短影片的流行不僅影響了成年人的思維模式，也對青少年的注意力發育產生了負面影響。
許多研究表明，過度依賴短影片的青少年在學習中的表現普遍較差，注意力渙散成為了影響他們學術表現的關鍵因素。短影片文化的興起不僅僅是一種娛樂形式的轉變，它背後是注意力和思維方式的深刻變化。
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帶來了資訊的碎片化，這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獲取知識的方式。碎片化的資訊有其便利之處，但也不可否認，它會削弱我們的系統思維能力。在肖爾的講座中，他批評觀眾的注意力分散，正是因為他意識到，缺乏系統性思考會影響個體對生活和藝術的理解。
在過去的文學和藝術創作中，許多偉大的作品都是建立在高度專注和系統性思考的基礎上的。而在今天的社會中，短影片和社交媒體主導了我們的注意力，長時間的閱讀和深度思考正在被遺忘。這種趨勢不僅影響了個人的創造力，也削弱了社會整體的創新能力。
在大學課堂上，我常常感到無力，學生們的注意力被手機吸引，深度思考和創造力的培養變得愈加困難。越是具有邏輯性、體系性的內容，越難以引起他們的持續關注。這就迫使教師對系統性知識進行分割，用一些支離破碎的片段來“餵養”學生。長此以往，顯然不利於培養學生的系統思維。
04 注意力分化導向的職業分層未來的社會將對專注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隨著思維模式的分層，一個可以預見的未來，則是被注意力所分層的職業形態。注意力分化可能成為社會中的一個重要指標。
那些能夠透過自律和訓練保持高專注力的人，將在工作和學術中擁有顯著的優勢，而那些持續依賴碎片化資訊和短影片的人，可能會在長時間專注任務的能力上逐漸退化。
這種差異不僅會影響個體的職業發展，還可能導致社會中的更大分化。
未來的教育體系、工作環境甚至社交網路，可能會更加註重個體注意力管理的能力。企業在招聘中或許會更傾向於那些能夠保持長時間專注的人，而教育機構則需要更加重視學生專注力和批判性思維的培養。
簡而言之，就是擁有超強注意力及其所養成的系統思維的人，更可能成為各個領域中的領導者，而注意力匱乏的人，則需要更多地承擔“螺絲釘”的角色，他們不需要理解系統是如何運作的，而只需要完成分解動作。
與此同時，科技公司也應當承擔起社會責任，設計出能夠減少使用者分散注意力的軟體和平台，而非一味追求流量和使用者停留時間。
這意味著，未來的社會將對專注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技術與人類注意力博弈的背景下，能夠保持高效專注、具備深度思維能力的人，將成為推動社會創新與進步的核心力量。
05 面對技術的雙重挑戰重拾面對面交流的價值
手機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注意力模式，也深刻影響了現代社交行為。在肖爾的講座上，觀眾們低頭看手機的行為是手機時代社交變化的縮影。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越來越多地透過手機與他人保持聯絡，卻在面對面交流中逐漸失去了專注。
手機正在成為社交中的“第三者”，幹擾了人與人之間的深度交流。正如社會學家厄文·戈夫曼提出的“自我展示”理論所描述的那樣，個體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展示自己的形象。然而，當手機成為社交中的主要工具時，這種展示便變得碎片化和淺薄。
儘管斯蒂芬·肖爾的講座事件引發了對注意力稀缺的廣泛討論，但這一問題並不僅僅是技術過度使用的結果，而是技術與人類心理的深層互動導致的。智慧手機、社交媒體以及短影片平台的設計理念，充分利用了人類大腦對即時反饋和短時娛樂的渴望，這使得我們越來越難以擺脫對這些裝置的依賴。
在這種情況下，技術本身既是問題的根源，也是可能的解決方案。
越來越多的應用程式和技術正在嘗試幫助使用者管理注意力，減少對社交媒體和手機的過度依賴。例如，某些時間管理應用可以透過設定“專注模式”來限制手機的使用，從而幫助使用者在學習和工作時更加集中注意力。
斯蒂芬·肖爾講座事件的另一個引人深思的層面是面對面交流的價值。手機的普及讓我們在與他人互動時，常常依賴虛擬的方式，忽視了面對面的溝通。然而，正如肖爾所指出的，專注力不僅僅是關於工作或學習，更是在日常生活中體察細微事物和與他人建立深度聯結的基礎。
我經常對學生開玩笑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們都不喜歡交談，怎麼可能方便談戀愛呢？
面對面交流的質量直接關係到我們的人際關係和社交生活。現代社會中，過度依賴手機和數字化交流手段，削弱了我們與他人建立情感連線的能力。在餐桌上、聚會中，甚至是在工作會議中，手機成為了一道無形的屏障，阻隔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傳遞和深入交流。
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到面對面交流的價值，併為其創造更多的空間。在大學課堂上，討論式教學的引入可以鼓勵學生更多地參與面對面的互動；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可以嘗試減少在社交場閤中的手機使用，重新體會真正的對話帶來的滿足感。這不僅有助於提高我們的社交質量，也能夠幫助我們重新找回那些被手機分散的注意力。
06 對抗注意力稀缺的路徑深度學習與終身學習
深度學習和終身學習的習慣，或許是應對注意力稀缺所帶來的危機的方案。
深度學習不僅僅是知識的獲取，更是一種深入反思、批判性思考和系統化分析的能力。與之相伴的是終身學習的理念，它主張在資訊化和技術化的社會中，個體應持續學習，不斷更新自己的認知和技能。這不僅是對知識的渴求，更是對專注力的培養。
深度學習要求個體排除外界幹擾，長時間地投入某一特定的領域或問題。如今的碎片化資訊獲取方式，往往以短時間的瀏覽代替了深入的思考。要重拾注意力和創造力，我們需要更多地鼓勵閱讀經典、系統思考以及參與深度討論。透過深度學習，個體可以培養出一種內在的思維定力，抵抗手機等外界幹擾。
與此同時，終身學習的習慣不僅可以幫助個體應對當下的注意力危機，也為未來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支援。在一個資訊更新迅速的時代，只有那些能夠持續學習和適應變化的人，才能在技術進步和社會變革中保持競爭力。終身學習也能夠幫助我們重拾那種被手機和社交媒體破壞的沉浸式專注體驗，從而真正投入到創造性思維中。
結語
斯蒂芬·肖爾的講座事件雖然是一場偶然的風波，但它引發的關於注意力的討論，卻揭示了當代社會中的一系列深層問題。從大學課堂到社交場合，從短影片的侵蝕到面對面交流的缺失，注意力的稀缺已經成為影響我們生活方方面面的關鍵因素。
在未來的社會中，注意力將不再是一種普遍具備的能力，而是一種需要有意識培養的稀缺資源。
透過深度學習、終身學習以及面對面交流的重拾，我們有機會在這個碎片化資訊的時代中重新找回專注力與創造力。無論是在學術、工作還是日常生活中，保持專注力不僅是個體成功的關鍵，也將是社會創新與進步的根本動力。
正如肖爾在講座中提到的：“如果你無法專注於我現在說的話，那麼你怎麼能關注到生活中的細微美好？”專注力不僅關乎眼前的任務，更關乎我們如何與世界、與他人建立深刻的聯結。
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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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le, S. (2015). 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 Penguin Press. — 中文譯名: 《重拾交談：數字時代對話的力量》 本書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撰寫，探討了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如何削弱人際對話和深度交流的能力，並提出了重新建立面對面交流的重要性。
涵蓋注意力、創造力、智慧手機對注意力的影響等相關研究：
彭曉芸，哲學博士，曾在廣州北京多家媒體擔任評論部主編，在上海當了三年大學老師，現旅居倫敦，致力於中外教育的社會學觀察和創新實踐。
Dr Xiaoyun Peng (Sophia Peng, 彭曉芸) holds a PhD in Philosophy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is th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Inchwise Education, London. She spent eight years in Chinese journalism, chiefly in opinion writing and editorial work, and taught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media theory at Xianda Colle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rom 2021 to 2024. She writes on educational mobility, UK schooling and music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ly mobile Chinese families.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一寸教育」（ID：oneinchedu），2024年9月23日。